出租屋的墙皮又掉了一块,落在李建军刚泡好的泡面里。他捏着筷子愣了愣,转头看见林晓燕正蹲在衣柜前,把去年的旧羽绒服翻出来缝补—— 线头是从菜市场小贩那讨来的,颜色比衣服浅了两个度,却能省下半盒针线的钱。“今年冬天别买新的了,” 她声音轻得像飘在空气里的棉絮,“房东早上来电话,说下个月房租又要涨两百。”
这是他们在这个 15 平米出租屋的第十年。十年前两人从西北老家来这座城市读大学,李建军读的大专,学的机电,林晓燕是隔壁师范的专科生,毕业时抱着 “再拼拼就有房了” 的念头留下。可现实比想象的冷得多,李建军换过五份工作:电子厂流水线、房产中介、快递员,去年公司裁员,他在家待了三个月,投出的简历要么石沉大海,要么面试时被 HR 上下打量:“32 岁还没稳定下来?我们优先招 30 岁以下的。”
他不甘心,花三个月省吃俭用攒的钱报了剪辑班,每天熬夜学到凌晨,可投出去的简历都卡在 “无相关工作经验” 上。最后去面试小区保安,负责人头也不抬:“优先招退伍军人,现在年轻人太多,我们挑不过来。” 走投无路时,他才骑上了外卖车 —— 至少这个行业,暂时不挑年龄。
可今年外卖也不好做。站点里的骑手从 20 人扩到 50 人,订单却被同城配送分流走不少,平台抽成还从 20% 涨到了 25%,有时跑一单只赚 3 块钱。上个月暴雨,他骑着车在路口打滑,膝盖磕出个大口子,血渗进牛仔裤里,却不敢请假 —— 一天不跑,不仅少赚两百,还可能扣全勤奖,房租就更凑不齐了。
林晓燕的日子也不好过。她在一家小公司做文员,每月三千五的工资要抠出一半存起来,去年公司取消了年终奖,理由是 “受疫情影响,效益不好”。两人最奢侈的消遣,是月底发薪日买半只烤鸭,坐在吱呀作响的折叠桌前分着吃。“等攒够首付,” 林晓燕总指着窗外的高楼说,“我们也要有个带阳台的家。”
可房价像断了线的风筝,越飞越高。去年他们看中的老破小,首付从四十万涨到了六十万,李建军夜里翻来覆去地算,就算不吃不喝,也得再攒二十年。他曾试着申请公租房,却被告知 “社保缴纳年限差半年,等够了再来,到时候能不能排上号还不一定”。手机里存着 2015 年的房价走势图,那时他们看中的小区,首付只要二十万,他每次翻到那张图,都忍不住叹气 —— 要是那时候敢借钱凑首付,现在也不至于这么难。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林晓燕父亲的病。那天她接完电话,蹲在地上哭了很久,眼睛肿得像核桃:“我爸摔断了腿,住院要交五万押金,家里实在拿不出来。” 李建军翻遍了所有银行卡,只有三万块,还是这十年省吃俭用攒下的。他想去借,可身边的朋友不是刚还完房贷,就是和他一样在凑房租,根本没多余的钱。
分手那天是个雨天,林晓燕撑着那把用了五年的旧伞,伞骨弯了一根,却一直没舍得扔。“他是我妈介绍的,” 她声音发颤,“有套全款的房子,在市区,还能帮我爸交住院费。” 李建军没说话,只是看着她手里的伞,突然想起十年前第一次约会,他就是用这把伞,把她护在怀里,说 “以后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收拾东西那天,李建军发现衣柜深处藏着一沓存折,每个月都有一笔五十块的存款,户主是他的名字 —— 那是林晓燕从牙缝里省出来的。他还在抽屉里看到一张皱巴巴的面试通知,是去年他投的那家剪辑公司,通知上写着 “本科以上学历优先”,被林晓燕用红笔圈了起来,旁边写着 “再试试,说不定有机会”。他蹲在地上,眼泪砸在存折上,晕开了墨迹。
走之前,房东来收房,看着墙上的斑驳痕迹,皱着眉说:“你们住得也太糙了,这墙得重新刷,扣两百块押金。” 李建军没反驳,只是默默把钱递过去 —— 他早就习惯了,租房这十年,房东涨租时从不说理由,修个水管要等半个月,退租时却总有各种借口扣押金,可他连争辩的力气都没有,毕竟 “不想住就搬走,有的是人抢着租”。
火车开动时,李建军看着窗外的高楼一点点后退,像极了这十年里,那些明明很近却始终抓不住的希望。手机里弹出林晓燕的消息,只有一句话:“对不起,我等不起了。” 他盯着屏幕看了很久,想起前几天送外卖到高档小区,看到业主牵着孩子在花园里散步,那时他突然觉得,自己就像个局外人,这座城市再繁华,也没有他的容身之处。
手机壁纸是老家的院子,去年拍的,院子里的老槐树还在,母亲说 “要是在外头累了,就回来”。他把手机揣进兜里,望着远处渐渐模糊的城市轮廓,第一次觉得,原来回家的路,这么长。火车穿过隧道,黑暗里,他摸了摸膝盖上的疤 —— 那是为了赶订单摔的,当时觉得疼,现在却没什么感觉了,就像这十年里的苦,熬着熬着,好像也麻木了。只是一想到林晓燕,想到那沓存折,想到那些说过的 “以后”,他的眼泪还是忍不住掉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