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又梦见那个木楼梯了。咯吱、咯吱，一级一级踩上去，左转第三间，推开那扇门，我就回到了七八岁。
那是宁海城里西门干部学校的大杂院，属公房。总共十七户人家，前院三户，住矮平房；后院十四户，挤在一栋二层小楼里。楼中间是公用的楼梯，像学生宿舍的格局——左转四户，右转三户，每户约二十平方米。我们家在二楼，上楼梯左转第三间。
进门是一间，用木板隔成前后。南面大间是父母的天地，一张床、一张桌、一只衣柜，便满满当当了。隔出的后面间更局促，却要塞下两张标间床位，我一张，大弟一张。走廊铺着木地板，年深日久，踩上去总有些松动。到了夏天，家家户户敞着门通风，走廊便成了孩子们追逐的跑道，地板被踩得咚咚响，楼下邻居便拿竹竿往上捅天花板。
那时候做饭，每户一只煤炉子，都搁在楼下的公用厢房里。清晨五六点钟，厢房里便热闹起来——生炉子的烟，呛得人流泪；锅铲碰铁锅的声响，催着睡眼惺忪的孩子起床上学。我和爸爸常到外面去抬井水，一只木桶，一根竹杠，我走在前面，爸爸在后面，井水晃出来，洒在青石板路上，留下一道湿湿的印子。隔些日子，还要和同学结伴去南门外洗被子。宁海的溪水清得很，我们把被单铺在溪边的石头上，用棒槌一下一下地捶，水花溅到脸上，凉丝丝的。
若干年后，经有关部门审批，院子里又搭了六间六平方的小屋，专门做厨房用。我们家也分到一间，还配了农村常用的柴火灶。母亲高兴极了——终于不用在公用厢房和人挤着做饭了。但很快，我们家又成了大院里第一个用上燃气瓶的。爸爸那时已是国营通用厂的技术科长，厂里生产的第一只钢瓶样品，他买下来带回家做耐用试验。那蓝幽幽的火苗窜起来的时候，邻居们都来看稀奇。父亲站在灶前，脸上有掩不住的自豪。
我们家还是大院里第一个有收音机的。那是爸爸在宁波市里的朋友送的，虽是旧的，却珍贵得很。每天傍晚，我们兄妹就围在匣子前，跟着学唱电影插曲。《洪湖赤卫队》，《刘三姐》的山歌，一句一句地学，唱错了便笑作一团。后来家里又用华侨券买了一台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那更是了不得——每到夏日晚上，每户人家都搬出菜品，开始吃晚饭，大家的菜品都分享，烤土豆、芋头、玉米、蒸茄子、丝瓜汤等，邻居家的孩子都搬着小凳子来大杂院看电视，院子挤得满满当当，屏幕上的雪花点都看得津津有味。
童年的游戏，如今想来都带着光。女孩子跳橡皮筋，从脚踝跳到腰，再到脖子，橡皮筋在夕阳里闪着金线。男孩子踢石子比赛，在院子的石板上画方格子，看谁踢得准。没有玩具，万物皆可玩——香烟壳子、集邮票、集粮票都能玩出花样来。大人们坐在门口乘凉，摇着蒲扇，说些家长里短。我们疯跑着，从这家窜到那家，谁家煮了番薯，必分给孩子一人一块；谁家来了客人，全院的孩子都去扒着门框看。
后来，大家都条件改善了，陆陆续续搬了条件好些的公房。再后来，家里买了商品房，我们也一个个长大，各自有了小家庭。干部学校的大杂院早就拆了，那十七户人家也散落在宁海城的各处。偶尔在街上遇见老邻居，喊一声小名，两个人便都怔住了——眼前分明是花白的头发和眼角的皱纹，可那一声称呼里，分明还是当年那个在院子里疯跑的孩子。
西门的大杂院，二十平方米的房间，公用厢房里的煤炉子，南门外清亮的溪水，还有那个咯吱咯吱响的木楼梯——它们都留在了过去，却又时时回来。在梦里，我仍是那个上楼梯左转第三间的小姑娘，推开厨房门母亲在灶前忙碌，收音机里放着歌，房间木地板在脚下微微地响。
那是我再也回不去，却永远不会忘记的童年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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