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大学掀起保研战有人大一就“拉黑”全部室友】#
0.01分赢下保研第二天就被室友举报# #怕保研被举报四年不和同学交往# 今年的保研季刚刚结束,新一轮的比赛开始了。一些学生像打仗一样,提前布局,精心谋划,但不是为了冲名额,而是“防举报”——有学生从大一开始就刻意与同学保持距离,不和室友说笑,不和本班同学交朋友,不轻易发表意见。有学生不敢发朋友圈,还把吹风机寄回家,以免被人抓住使用违规电器的把柄。
一位高校辅导员说,这几年,学生之间互相的举报明显变多了。他也观察到,很少有举报是出于维护规则的公平性,更多是落选者对竞争成功的同学发起缺乏实质证据的举报,这些举报也没有成功。但很多时候,不是“举报”管不管用,而是关于举报的想象,让一些人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症”。
刘恒来自辽宁,大四在读,刚以年级断层第一的成绩保研上岸。他高考完,就定下了保研的目标。也是在那时,他刷到过不少大学舍友互相举报的短视频,吐槽一句军训太累,花钱大手大脚,或发个过圣诞节的朋友圈,都可能被截图做文章。
刘恒知道,一旦被举报,留下污点,可能会影响保研。他决定,从迈入大学校门起,就对别人设起一道防线。
三年多来,刘恒独来独往,上课、吃饭、自习都是一个人,团队竞赛也是一个人报名。回到宿舍,他拉上床帘,在隔绝的床上学习、娱乐、休息。偶尔室友聊天,他都是笑笑不说话,也不跟室友去聚餐。同学们讨论热点新闻时,刘恒从不接茬,尤其是人多的时候——他怕“祸从口出”,“现在大家维权意识都比较强,录音也很方便,耳机、手表、手机都能录音。”他仅有的两三个好友,要么是不同届的,要么是其他学院的,“没有利益冲突”。
在线上,他也活成了另一个形象。碰到重大节日,他的朋友圈就准时更新:“过年好啊”“国庆快乐”“中秋团圆”。他说,同学们都知道这是人设,但互相都不戳破。有同学比他更极致,转发人民日报链接、与专业毫不沾边的行业峰会,就像上班打卡一样。看到大部分同学都在转发,刘恒感觉不发不合群,他也发。
在我们电话交流时,刘恒也很少脱口而出。他的语速缓慢,似乎每一个词都经过掂量,回答也尽可能模糊。他常用“敏感话题”指代他不能直说的内容,在我的追问下,他才提到,吐槽学校、老师或大机构,比如“某个企业”,都算敏感话题。他觉得像“胖猫事件”这样的新闻就很敏感,因为涉及“男女对立”。
“翘课是最容易掌握证据,也是最容易被举报的。”刘恒说,反而学术造假很难被举报。他解释,保研里有不少“暗箱操作”,竞赛、论文、专利都可以花钱挂名。在他们学校,曾有数学专业的学生,申请了一个软件专利,发了一篇算法论文。同学都看出了不对劲,但拿不到交易记录。
李砚是一所大学的辅导员,已经工作8年了。从2020年开始,他就注意到学生之间的举报突然多了起来。“以前几年才有一次,2023年有两三次,去年有十来次。”
李砚说,保研举报背后,是学生从小就被培养成“资源争夺者”,一切有利的都要去争夺,而保研相对来说是一条上岸的捷径。进校之后,学生们会仔细研读保研规则。一位“211”院校班主任说,今年还有新生问她,“有没有超越别人的捷径”。为了保研加分,有同学伪造贫困证明,李砚打电话给家长才得知,学生是公职家庭。还有学生嫌分数太低,不停找任课老师改分,甚至用给老师评教打低分来威胁。当竞争走向激烈时,学生“愿意与所有人为敌”,李砚说。
这和方媛的感受一致。她说,她和同学的关系走向 “异化”,就是从大三她决定竞争保研名额开始的。方媛本科就读于一所“211”大学,所在专业的保研名额只有五个。大二下学期,她跟第五名的绩点相差0.1分,那时她想保研的心是50%。到了大三的10月,她拿了两个国奖,跟第五名的差距一下缩小到0.05分。这意味着,只差一脚,她就能跨入顶尖高校的大门。她想保研的心达到了100%,“我必须拿到”。
拿到两个国奖后,方媛怀疑自己被人“盯”上了。在宿舍楼大厅跟队友讨论竞赛时,她发现有同学一直站在不远处刷手机,时不时抬眼看自己。在自习室,她看到一个同学把书放在二楼,人却转到四楼,经过她时眼睛似乎一直盯着她的电脑。同学来串宿舍,她也觉得对方好像在偷瞄她的课本。“就跟有雷达一样,你做什么都能被发现。”
她甚至觉得有人总跟着自己。印象最深的一次,她去找老师写推荐信,出来时,发现一个女生正站在门口——那是班里一个要保研的女生,正拿着水杯,似乎准备去接水,“但是周围根本没有饮水机”。方媛怀疑,这个女生在门口偷听。她说,这已经是那天第三次撞见对方。
去年九月,保研结果公示,方媛成功上岸。第二天清晨,她去老师办公室签字,推开门就看见一位室友坐在地上,当着在场师生的面,哭得满脸通红。看见方媛,室友伸手指着她,说要举报方媛的保研材料有问题,走后门。
室友在大一就定下了保研的目标。她的博士男友也经常打来电话,激励她要努力。室友也总是一个人,上课永远坐在第一排,寒暑假留校,不加入任何社团。方媛在室友的对床,不过大学前三年,两人没说过几句话,回到宿舍都是各干各的,就像合租关系。
方媛决定保研时,室友的绩点稳居班里第三、四名,两人的关系没有太大变化。到了大三下学期,很多同学都在竞赛上拿了奖,方媛估算,室友慢慢掉出了保研名额范围,但她自己似乎没有意识到。直到保研名单公示,方媛以0.01分的优势超过室友,拿到了专业最后一个保研名额,两人的关系才破裂。
举报那天,室友在办公室“闹”了一上午,直到老师带她查看了一遍方媛的材料,没有发现问题,才作罢。从办公室出来后,方媛删了室友的微信。室友当天搬离了宿舍,毕业典礼也没参加。两人再没见过。
今年的保研公示期已经过去一两个月了,但刘恒保上了哪所学校,依旧是个秘密。就连大学里最好的朋友问他,也只得到几个意向学校的名字。他的成绩是专业断层第一,但他说:“如果影响我原本应该有的一些东西,有百分百的把握能成功的话,我会去举报。”
方媛虽没被举报成功,但不断有流言在学校里传播,并传到她耳朵里——“她的奖是买的”。很多人会来问她传言的真假,她也会在网上分享自己被举报的经历。
这些留在网上的举报经历和攻略,又成了下一届学生的“避坑指南”,也让他们陷入新一轮的恐惧。汪琪就是其中之一。她读大三,学校有五个保研名额,她刚好卡在第五名。她忍不住刷保研经验贴,却越刷越担心,像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症”。她说,有时情绪上来,脑子不受控制,“感觉自己马上就要被别人搞掉了”。焦虑到极点时,她在图书馆无法学习,只好去阳台给妈妈打了一小时电话。
她马上面临优秀大学生评选,必须拿到这个才能竞争保研名额。她只有这一次机会。她鼓起勇气,“厚着脸皮”,找到了班里唯一一个跟她关系不好的男生。“之前我有很多问题,不应该那个态度。” 她道歉,并拿出准备好的蛋糕。男生拒绝了,汪琪直接把蛋糕塞到了他手里。她想,收了她的蛋糕,那个男生应该就不会举报她了。她心里还是有点没底,但也实在“想不到再怎么对他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