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好不容易被队办厂领导看中去新办的胶木厂上班的时候,昌良比我更幸运,他去的是社办厂。那时想进社办厂是有不少苛刻条件的:至少是干部家属、军烈属或者困难户,否则必须托人开后门。而他进去的棉纺厂又是知青工厂,工薪待遇比队办厂好了许多,每星期天都能休息,而且农忙时工厂也不放假,不用再像我们一样还得参加农忙劳动。那么,他为什么能进社办厂呢?因为,当时有一个政策,每个社办厂都得安排一定数量的残疾人就业,可以减免一定比例的税收,他身强力壮,会干活,话不多又肯吃苦,当然就被相中了。
每天清早,他都会穿上那件蓝色的印有厂名的工作服,骑着自行车笑容满面地骑行在乡间的机耕路上,车兜里的铝制饭盒擦洗得洁净锃亮,幸福而舒心的一天又开始了,虽然不会唱歌,可愉快而自傲的心情在脸上满满地洋溢着。
更让村里人羡慕的是,他那位不常在乡下居住的媳妇,现在居然也回家来和他们一起生活了,傍晚或星期天休息人们常常能看到她和昌良一起手拉着手在村外散步,比比划划十分和谐。
慢慢地细心的大嫂、婶婶们发现她的肚子似乎突然地隆起来了。于是乎不断有人和昌良开起了玩笑,纷纷说他真有能耐,只这么几天就“击中目标”了,恭喜他可以做父亲了。他的老母亲更是一天到晚乐得合不上嘴,多少艰辛,终于可以盼来第三代了。
人家到底是上海人,本来就不习惯这乡下的生活,如今又是有孕在身,虽说没什么明显的妊娠反应,但还是逃回了上海。这一去可是旷日持久,昌良母子俩纵然是日夜牵挂,但是一不会写信,二不知道她的详细地址,老母亲去问过当时牵线搭桥的那位媒人,人家也是一问三不知,只是说她们上海已经搬家了。没有办法,只能等啊等。
等来的会是什么结果呢?
半年以后,她终于回来了,而且还抱回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婴。
村里的长舌妇们根据她们自己多方面的观察和所谓的准确推算,一致怀疑这孩子不是半哑昌良的,可是聋哑的昌良和年迈的母亲就是“充耳不闻”、“闭口不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初为人母的上海姑娘竟然借口因为自己没有母乳又急需产后调养,所以在留下了一堆奶粉和许许多多婴儿用品后就又丢下嗷嗷待哺的儿子逃回上海去了。
这可难坏了昌良母子。
幸亏他的姐姐、妹妹们在这危难时刻念及手足之情和出于对老母亲的孝敬伸出了援手,她们认为不顾旁人怎么说,这孩子终究是家里的一条根,她们有义务将他抚养成人,于是大家出钱,将孩子交给最年轻的妹妹抚养。理由是妹妹的孩子正是断奶的时候,刚好为这孩子哺乳。
昌良姓赵,大家合计着给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传根”,赵传根就在这样艰难而又温暖的环境中渐渐长大了。
而他那位逃回上海的母亲,从此以后居然音讯全无,再也没有回来。
赵传跟断奶了,然后是牙牙学语、蹒跚起步,年迈的奶奶一步不离的照顾着他,昌良更是竭尽所有为他买好吃的,给他穿时髦的,他虽然没有母亲,但比有娘的孩子还要娇惯。
赵传跟上学了,可是奶奶走了!永远的起不来了,相依为命的父子俩今后的命运又会如何呢?